随着两会进程的推进，代表委员们对政府工作报告的讨论越来越深入。而政府工作报告中有关经济增长目标、节能减排、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房价和房地产市场、投资和消费的关系以及扩大就业等问题，不仅和宏观经济大势相关，而且和民生问题紧密相连。对这些问题，代表委员高度关注，各级政府和普通老百姓十分关心。如何理解这些问题？如何在工作中把握好这些问题？中国信息报记者采访了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

　　记者：我国经济增长已经连续四年超过10%，今年的增长目标仍确定在8%左右，您认为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谢伏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不再是指令性的，而是指导性的、预测性的。应该说，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8%左右的目标，综合考虑了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特别是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考虑了我国经济发展的长期目标、中期目标和短期目标；从导向上讲，就是要引导各方面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工作重点放到优化结构、提高效益、节能降耗和污染减排上来，防止片面追求和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从前几年经济运行的状况看，确实表现出实际增速高于计划增速的现象。但如果按照实际增速确定计划目标，客观上有可能造成指标上层层加码，进一步推高实际增速的危险，有可能引发经济的过热和波动。因此，将年度计划确定为8%左右是适宜的。

 　　记者：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国没有实现2006年年初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4%左右的目标。您认为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如何改进？

 　　谢伏瞻：2006年全国节能降耗目标没有完成，但万元GDP能耗由升转降，反映出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各项措施开始见到成效。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节能降耗是一项长期的任务，很难毕其功于一役。究其原因，我认为，一是与我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有关。当前，由于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产业结构升级，重化工业需求旺盛、发展很快，在工业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我们正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走工业化国家几十年走过的道路，对能源资源的消耗高一些有其客观原因。二是经济的总体增速仍然偏快，4%的节能目标是与8%的经济增速匹配的。GDP去年增长10.7%，总需求比较旺盛，使结构调整的步伐还不够快，一些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增长仍然偏快，不少应该淘汰的落后生产能力还没有退出市场。三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由于受到多方面的影响，财政体制、能源、资源的价格体系改革仍显迟缓，能源、资源的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其稀缺程度，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和外部负效应的治理成本。政府对于节能降耗、技术进步的鼓励性措施难以完全到位，所以无论是市场还是政府的作用都没有充分发挥。特别是统计上也没有健全有效的能源统计体系、监测体系和考核体系。这些都需要努力加以改进。只要我们按照国务院的部署，既采取经济的、法律的手段，也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既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又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综合运用价格、财政、政府采购等工具，积极推进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推进重点领域和行业的节能降耗；推进相关领域的改革，上下努力，坚持不懈，节能降耗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

 　　记者：按照粮食生产规律，我国粮食生产一般是“两丰一平一欠”，但数据显示，2006年已经是第三个粮食丰收年，原因是什么？

 　　谢伏瞻：2003年以来，粮食连续三年增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这三年增产是在2000年至2003年累计减产1550多亿斤后的恢复性增产。

 　　二是惠农政策调动了农民种粮积极性。2003年全国粮食产量只有8614亿斤，国内粮食产需缺口增大到1000多亿斤。为保证粮食供应和全国粮食安全，全国先后实施减免农业税、种粮补贴等重大惠农政策，种粮效益大幅回升，农民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种粮面积连续三年扩大。据调查，2006年粮食播种面积比2003年扩大8900多万亩，增长6%。

 　　三是粮食单产提高。一方面，近三年气象条件有利于粮食生产，灾情较轻。据统计，近三年我国农作物受灾面积每年在5.75亿亩左右，比2003年减少30%，远低于10年来7.27亿亩的平均水平，可以说近三年我国粮食生产风调雨顺。另一方面，良种补贴政策充分发挥作用，优质、高产粮食作物种植比重提高，粮食品种中水稻、玉米等高产作物比重提高。2006年全国水稻和玉米种植面积占粮食总面积比重达到53.4%，比2003年提高3.4个百分点。

 　　应该认识到：虽然粮食连年增产，但全国粮食供求仍处于紧平衡状态。粮食继续增产的难度在加大，决不能因为三年增产而有所松懈，必须继续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努力保障粮食安全。

 　　记者：数据显示，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三年在6%以上，主要原因是什么？

 　　谢伏瞻：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实际增长7.4%，比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幅连续三年在6%以上。其主要原因是：

 　　第一，工资性收入增长强劲。2006年，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就业和本地务工。特别是国务院出台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后，各地加大了工作力度，农民外出务工环境有所改善，农民工工资率提高。人均工资性收入1375元，增加200元，增长17%，对全年纯收入增加量的贡献率为60%左右。

 　　第二，农业收入增加。一是2006年粮食生产连续三年丰收，粮食价格也略有上涨，确保了农民增产增收。二是经济作物生产形势良好。2006年棉花产量673万吨，创历史新高。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继续增长奠定了基础。人均第一产业纯收入1521元，增加53元，增长3.6%，增幅回落1.5个百分点。

 　　第三，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加快增长。人均家庭经营二、三产业纯收入410元，增加35元，增长9.3%，加快1.5个百分点。

 　　第四，转移性收入继续保持快速增长。2006年，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加大了对“三农”的支持力度，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资金比上年增加了16.7亿元，同时，对农业生产资料实施综合补贴125亿元。全年人均转移收入181元，增加33元，增长22.5%。其中，粮食直补、良种补贴、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等政策性收入人均29元，同比增加11元。

 　　记者：2006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规范房地产市场和抑制房价的过快上涨，但为什么商品房价格，特别是大中城市商品房价格还在持续上涨？

 　　谢伏瞻：自从2006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九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意见》以来，房地产市场已经有了积极的变化，特别是经济适用房销售价格的涨幅已经有了明显回落：1季度上涨4.4%，2季度上涨5.4%，3季度上涨3.6%，4季度上涨1.5%。但总的看，2006年房屋销售价格总水平在前两年大幅上涨之后，全年平均仍上涨5.5%，继续在高位运行。分类别看，商品住宅中的普通住宅和高档住宅销售价格的涨幅依然偏高，普通住宅同比上涨5.9%，高档住宅同比上涨7.7%；分城市看，北京（9.6%）、大连（10.7%）、深圳（11.7%）等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是高位增长。其主要原因：

 　　一是市场需求旺盛。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城市人口不断增加，住房需求也逐步由“温饱型”向“小康型”转化。居住环境的不断优化、经济快速发展的吸引，使得外埠与境外人士购房和置业需求旺盛、比重加大。另外，人们普遍预期房价上涨与实际市场表现相符，强化了人们的预期，不仅使自住者购房时间提前，标准提高，面积扩大，放大了市场需求；而且带动了一些投机需求和投资性需求，扩大了总需求。在总供给一定的前提下，带动房价提升。

 　　二是土地开发、建设成本提高。近几年来，随着土地出让制度的进一步规范，金融市场对土地储备、开发贷款等环节的严格控制，开发商的土地购置成本普遍提高；同时，搬（拆）迁的周期、居民的安置与补偿等因素，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价格走高；另外，人工费用、建材价格的上涨，都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新建和待建商品房的开发成本，助推了房价的上涨。

 　　三是商品房供应量相对不足，结构不尽合理。尽管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的政策和措施，加快开发建设中、低价位和中、小户型的普通商品房，但由于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需要两年左右的周期，因此在短时间内难以迅速增加市场供应量，进而改善供求关系，遏制房价的过度上涨。

 　　记者：从数据看，2006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然偏高，如何看待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问题？

 　　谢伏瞻：我国现阶段的高投资率有多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重化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与采掘业的发展，都需要有大量的投资。2001年至2005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近30万亿元，比前20年固定资产投资的总和还多。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具有客观必然性。

 　　二是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进一步增加了对固定资产投资的需求。1998年后，我国城镇居民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福利分房被逐步取消，长期被压抑的居住消费需求迅速释放，促使房地产投资快速增长。

 　　三是支撑投资的资金比较充裕。近几年，外资以每年超过600亿美元的规模流入；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保持双顺差；外汇储备连年大幅增长，银行流动性压力持续增大；银行体系改革后，资本充足率提高，放款的压力增大，这都从资金的层面上保证了投资高增长的需求。加上经济增速较高，企业利润增长较快，自有资金增加较多，也增加了企业的投资动力和能力。

 　　四是我们的增长方式仍然比较粗放，高投资带动高增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

 　　关于高投资率，我们要看到其合理与必然的一面，不能简单与有关国家类比。比如，由于我国在1998年以前一直实行福利分房制度，人为抑制了房地产的需求；住房制度改革后，多年被压抑的需求集中释放，具有一定程度的弥补历史欠账性质。另外，近年来，户籍制度放开，人员流动增加，也增加了城市建设特别是房地产投资需求。2006年，房地产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17.6%，假设房地产投资占比保持在1998年12.7%的水平，那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也会随之下降，投资率也会下降。还有，我国经济处在城镇化、工业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高投资率有其必然性、合理性和积极作用。亚洲四小龙和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证明，较高的投资率是一个国家经济起飞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条件。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高投资率不合理和不可持续的一面。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费，而不是单纯的投资，从长期看，投资增长过快、消费增长相对较慢，投资与消费关系扭曲的格局难以持续，这不仅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也会加大资源约束与环境保护的压力，不利于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且，现行的不少投资项目，特别是一些形象工程，投资效益比较差。这种格局对经济的稳定增长和金融安全构成威胁。因此，必须加快转变增长方式，努力提高投资的效益，合理调整投资消费的比例关系，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记者：近年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物价也基本稳定，但就业难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为什么经济高增长下，就业压力仍然较大？

 　　谢伏瞻：近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就业总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特别是近几年，城镇每年新增就业人数都超过900万人，2006年增加到1184万人。虽然新增就业人数在增加，但就业压力仍比较大，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了就业总规模的扩大。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对就业总规模的影响是明显的。对农民来说，只要进行了一定时间的劳动，就算是就业了，尽管这种就业是不充分的。所以，农村中绝大部分劳动力被统计到就业人员中。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经济增长创造的相当一部分就业岗位都是由农村转移劳动力占有的，而这些农村劳动力是带着“已就业”的身份实现转移的。目前，在城里的农民工已超过1亿人。广大进城农民工从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农业领域进入效率相对较高的非农领域，促进了整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具有城镇居民身份的下岗失业人员、部分高校毕业生以及城镇适龄的新的就业大军，总量仍在1500万人以上，这部分人口的就业压力仍然难以在短期内得以缓解。

 　　二是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使得经济增长吸纳劳动力的作用减弱。近年来，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大幅调整时期，资金密集型产业发展较快，相同资金带来的就业增长自然就比过去减少了。我国目前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中，投资和出口的效应较大。由于投资的构成主要是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建设、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等，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含量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也不断提高，也会相应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

 　　三是企业改制、关闭破产使就业岗位减少。在经济增长创造就业岗位的同时，国有经济进行改制重组、关闭破产等经济体制改革因素也在减少一部分就业岗位，使原来的隐性失业显性化。据统计，国有单位从1996年开始，就业岗位一直在减少。国有单位从业人员最多的1995年达11261万人，到2005年只有6488万人，减少了4773万人，下降了42.3%。集体单位从业人数也从1991年的3628万人减少到2005年的810万人，减少了2818万人，下降了77.7%。

 　　四是人才素质与市场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也影响了就业规模的扩大。我国就业压力不仅体现在总量上，也反映在结构上。在一些人找不到工作的同时，有些岗位却没有人去做。就业的地域性和专业性矛盾更为突出，基层和西部人才紧缺，高端和低端人才不足。这种状况也使得经济增长创造的部分就业岗位处于“虚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