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对中国金融风险的观点
    4月1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回顾与反思——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上，多位中国顶级经济学家表示：中国所处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已经与亚洲金融危机中的东南亚国家有着显著不同，在短期内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但是中国应当警惕自身独特的金融风险。
    日式危机之忧
　回顾和反思亚洲金融危机，对目前中国经济的警示与启发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几乎所有出席“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专家的共识。专家们更加关注在宏观经济看好的背景下，中国经济是否潜伏危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有三，包括经济结构失衡，外资流入过多，短期外债的比重比较高；亚洲国家的金融体制有失稳健，银行经营粗放，信贷增加过快，风险控制意识不强，货币错配，期限错配，金融自由化和调控能力是不太相适应的，过早放开资本项目；危机处理机制不健全等。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主任贺力平认为，如果中国发生金融危机，会更类似于日式危机。但他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体制和结构同日本有所不同。“我们的社会基础应该说要更加脆弱一些。当我们面临着一场经济收缩，日本是接近十年左右，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承受力？”
    “日本资产价格高涨形成的泡沫经济值得我们反思。”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表示，中日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具有较高的人口红利和储蓄率，以及较低的消费率，大家更倾向于购买资产保值增值，导致资产价格大幅度上扬，同时国际上要求币值升值的呼声也很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表示：中国的情况与东南亚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国有充足的外汇储备、对资本流动管制更加严格、外资流动性相对较低等条件使得在短期内出现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金融风险可能性不大。”
    结构调整的紧迫感
    但是樊纲强调中国面临着自身独有的风险：包括中国身处全球不平衡的漩涡中心，面临着贸易保护、货币风险和全球不平衡的重要风险；其二，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硬通货的地位造成了其不断贬值的倾向，而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则表现为持续的过程；其三，长期资本经常项目的双顺差和日益庞大的外汇储备也是大国中不常见的现象。
    “内外经济的严重失衡是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和发展的最大风险。长期以来，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造成了严重的内外经济失衡，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掩盖着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和粗放式发展的现实。”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如是说。
    吴晓灵用“祸福相倚”形容中国经济与潜在风险的关系。她表示：“我们应该看到社会的流动性这几年积累很大，中央银行在银行体系里，在银行宏观调控当中所做的对冲是不能够解决经济的根本问题，只是为经济结构的调整在赢得时间。如果我们没有忧患意识，没有加大结构调整的紧迫感，我们的经济今后几年会面临很大的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副代表兼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认为，中国应当从追求高速经济增长到追求共享式增长；关注的焦点从以财税政策为手段的二次分配转移到一次分配，把国民收入在劳动者、企业和政府的分配机制设计好；推进金融与资本市场的深化和多元化，核心是政府要转换角色，在加快市场化的同时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

    樊纲：为农民工设立社保“全国粮票”
    ●中国可考虑设立社保的“全国粮票”，让农民工得到实惠，拿到哪里都能得到承认。
    ●通过建立农民工的社保制度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通过内部平衡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
    樊纲：1953年9月生于北京，经济学博士，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被称为经济学界“京城四少”之一。
　　随着贸易顺差的不断积累，国家外汇储备高速增长，根据央行最近公布的数据，截至3月末，我国外汇储备已达12020亿美元，同比增长37.36%。人民币升值又面临巨大的压力。
　　不过，国家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前日在广州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却指出，人民币升值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外部失衡问题，在目前的发展阶段，我们仍然需要国际市场的需求来创造就业，中国可考虑设立社保的“全国粮票”，在让农民工得到实惠的同时，通过建立农民工的社保制度来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通过内部平衡促进国际收支的平衡。
　　樊纲认为，虽然政府不能违背市场规律强制企业涨工资，但可以强制推行社会保障制度，来改善农民工的境况，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出口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使我们的外部不平衡的问题有所缓解。
　　政府应该马上改革我们的社保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其中，并相对降低农民工的缴费水平，现在城里人的社保缴费水平为社会平均工资的30%左右，农民工可交社会平均工资的8%左右，并且设立全国通用的账户，就像当年的“全国粮票”一样，拿到哪里都能得到承认，并且可以续缴。
　　政府用这种办法提高劳动力成本，比用汇率升值的办法提高企业成本更有利。人民币升值那边少做点事，直接增加社保的支出，提高企业的成本的效果，也可促进外部的平衡。使农民工尽快加入社保。既有利于短期内提高农民的收入，缓解外贸顺差过大，又有利于长期内缓解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解决农民工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是一箭多雕的事情，值得加快去做。也符合我们缓解社会差距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扩大内需。
　　启动内需有赖增加居民收入分配
　　昨日，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樊纲在主题演讲中表示，现在我国面临的问题又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面临的是新的风险，有些甚至是未知的风险。
　　樊纲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是不同的，目前我国不太可能发生和亚洲金融危机一样的危机，但是却存在新的问题和风险。目前我们面临的投资过热、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症结在于储蓄太高，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中的占比在下降，而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占比在上升。我们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分配入手，促进内部经济平衡，通过解决内部问题促进外部平衡。”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平:金融业要更开放才能对付危机
　　谢平：我记得亚洲金融危机时经济学家对危机的各种模型兴奋得不得了，一个经济学家一生很难得遇到这样的机会，反正他们没有损失，很高兴研究这个案例，所以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很多研究。但是最近三年我没有搞研究了，我也忘的差不多了，昨天记者采访我，那你最近关注和研究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最近关注和研究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全球气候变暖对金融业的挑战，并计算由此引起的风险贴水。为了表示对广州日报的感谢，我已经将这个研究的原创采访给了广州日报了。所以我不在这里说这个事情了。
　　今天这里说的主题是继续深化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是防范金融危机的最好制度保障。许多文献对亚洲金融危机进行了综述，对这场危机的综述和原因分析很多了，我大概点一下，可能对目前正在进行的金融改革开放还是有帮助的。 首先是一个经济体的增长模式，粗放式投资型的，而不是集约化。第二是外债结构不合理，银行业大量的借外债。
　　一个国家当时的情况下，借的是外币，收的是本币。还有当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亚洲国家的汇率体制不是很灵活，大部分是固定汇率体制，在当时固定汇率的体制下，又本币同时完全可兑换，而且金融自由化。透支型的经济增长过热，大部分的资产膨胀，经济过热，亚洲国家当时比较典型的，而且贷款的公司借钱不还。这些国家的资本市场发展都不是很深入，大部分国家是银行主导型，到银行贷款。这些国家当时的金融监管，不仅是银行监管，包括资本市场监管、保险业监管，事后回顾，当时的金融监管都是失衡，当时的监管不是很完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还有一个争议，对国际基金的救助方式有着大量的讨论，当时采取的措施，事后有很多的讨论。最后一点，亚洲金融危机给大家一个很好的教训，货币政策、金融监管、汇率政策的各国感染、国与国之间的货币互换等这些问题。事后大家都认识到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一个国家金融体系的发展和外部性、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等都是有外部性的，都不是本国自己的事，这对于后来整个国际金融业的合作有很大的促进，大家都认识到大家都是互相联系的，大家坐下来讨论，该让步的还得让步。
　　这些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对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吴行长坐在这里也知道，事后中国政府采取了很重要的措施，开了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是98年初开的，现在是第三次了，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当时出台了很多改革措施，每一次金融工作会议都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推出一系列的改革开放措施。所以说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是一步步的深化，98年那一次，大家知道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当时决定对国有银行注资2700亿、剥离14000亿不良贷款、严格金融机构的监管、落实分业监管和分业经营，我记得当时证券公司的监管从人民银行交到证监会，保监会的成立也都是在那个时候，而且我记得当时关闭了40多个各地的证券交易中心，撤销了农村合作基金会，两个证券交易所由地方管理改为垂直中央。这些措施、改革、整顿，加强金融监管的措施，都是从亚洲金融危机吸取的教训。我记得特别提出的，当时人民银行主导下，已经开始探索金融机构的市场退出，然后是城市信用社的退出等，现在一共看来，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大的分类，中国金融改革有12个方面，有很大的改革，所以从1998年到2005年，在第一次金融工作会议的措施逐步落实之后，中国在银行、证券、保险三个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发展。然后又分别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金融工作会议，改革开放不断深化，正好这十年当中，中国金融业的发展，翻了不止一倍。贷款余额，当年是6万亿，现在是24亿多，增长了三倍多。还有存款余额，增长了5倍，储蓄是增长了十倍等等。保费收入增加了6.8倍等，GDP增长了3倍，现在大家总结出这样的经验，亚洲金融危机这十年中，正好赶上中国经济增长、金融增长是速度比较快的，而且总体来看，确实是比较健康的。这是我说的第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我想专门说一下危机之后，我国的外汇体制改革。实际上大家都记得，1996年11月实现经常项目可兑换之后，在亚洲金融危机到现在这段时间可以说汇率体制改革、人民币可兑换等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我就不一一列举了，走到今天，大家可以看出来，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外汇体制改革起到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家认识到灵活的汇率体制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亚洲金融危机对我们另外一个很深刻的教育，就是银行业必须要改革，而且我记得1998年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认识还不是那么高。当时都不敢说国有银行要上市，后来这个工作逐步进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在亚洲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时，还仅仅是注资、剥离上，但是还不够，到现在产权改革、治理结构改革，最后是上市，而且不仅仅是国内上市，还有海外上市。所以说在这十年当中，因为我们吸取了很多教训，在那场危机中，亚洲国家很多大的银行受到冲击，这些教训对后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都有吸取经验，很有针对性的对银行的产权结构等进行大量改革，最后变为公共公司、上市公司，采取信息的透明度，让他们海外上市，按国际标准来监管他们，使这些银行的治理结构有根本性的改善，会计准则、外部审计等等。这些方面来看，确实亚洲金融危机给我们很好的教训，这是第三个方面的改革。至于说其他方面的改革，我也不想说的很多，我总体的思想，一个国家金融体制要是不改革、不对外开放，你肯定是应付不了这种国际化大背景。
　　第一，一个国家的汇率制度应该有一定的灵活性，而且一个比较灵活的汇率制度是应付国际性金融危机最好的办法。第二，在目前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既要保持独立性，但是也不得不考虑货币政策的外部性，必须跟国际上有关国家衔接好，不完全是自己国家的事，尤其是大国，有些事情要协调，一个国家的通货膨胀、一个国家的利率水平，不可避免要受到国际上很多因素的影响。我们国家的利率跟国际上的利率也是有关系的，这些都很显然让我们认识到货币政策理论，现在有一种分支，就是国际协调，因为大家原来的理论局限于一个三角，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政策要完全独立，但是在目前全球化、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是有外部性的，要加强协调。
　　第三，必须要加强金融监管，一个国家要有严格的金融监管，必须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和方法，来加强对本国的金融监管，而且金融监管本身也必须要国际协作，这个事情是人类对金融监管的一个强化认识。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有越来越多的金融监管的备忘录、多边监管的情况越来越多，大家也是认识到，很多银行和证券公司都是跨国经营的。 第四，最近也有很多讨论关于多边的货币互换过度到多方的外汇储备模型，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亚国家的货币互换好像有八百亿美元，现在大家在讨论这种区域性的货币互换、区域性的债券市场发展，到区域性的多边外汇储备，这些方面的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国家金融改革，尤其是对外开放，尤其是金融外交政策，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一种观点，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咱们国内学术界和实际金融部门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咱们国家之所以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幸好咱们自己的货币不可自由兑换，现在这种观点也是有争议的，不能自己关起门来防止危机。金融业更开放，按照国际市场上的游戏规则，按照国际市场上灵活的多样金融工具交易，你才是最后对付危机的最好办法，你自己关起门来，说就可以避免金融危机，这样付出的损失，或者说成本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应该认识到，只有进一步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参与到金融全球化的交易当中去，才能学会各种各样对付危机的办法，才有可能把事情做好。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走的路是比较对的，无论是证券业、银行业或者是保险业，对外开放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而且继续在走。
　　我的发言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经济学家对房地产的看法：
　　4月15日,在参加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在互动提问环节中,包括华远地产董事长任志强、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50人论坛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等一批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各自发表精彩言论。
　　观点一: 房子还是大的好?
　　记者:您前几年花了很多钱做中国房地产业白皮书,去年您有做吗?能不能透露其中一些数据,比如说在国6条之后,开工的数据、在建的面积等等基本情况。
　　任志强:我们的年度报告会在一季度末公布,我们算完账之后,不管是从土地的价格角度看,还是从资源控制角度看,包括居民的各种购买能力,90平方米都是不合适的。全国一亿九百万套住房,现有住房中,一亿套以上的住房是平均67平方米,如果再生产这样的小房子,在未来的二三十年,可能会限制所有人都必须要住小房。
　　如果把原有资产加在其中,我们的住房大概134平方米是合理户型,86%的人在自己原有住房的基础上,更换住房时只需要再购房二十、三十、四十平方米就可以了。
　　观点二: 土地贵了房子盖少了?
　　记者:当时您用白皮书反驳过哈继铭先生,说中国经济过热是因为房地产业,现在还是这个观点吗?
　　任志强:我也不认为房地产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龙头,现在中央政策也不再说限制房地产投资了,而是说要调整结构,投资实际上比重是在下降的,我们历史上从来也没有超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的20%,大部分是在17%、18%,实际上发达国家在城市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大概是30%、40%。
　　今后按照这样的调控方式,也不会占到这样的比例,特别是这两年限制投资的比例,本来增长是显示了产能的增加,我们没有太多的产能增加,在土地贵了的时候,我们生产的套数实际上在减少,商品房只能满足供给需求的40%到50%,这样的现象可能要持续四五年。
　　观点三: 小户型房价下降压力大
　　记者:您以前说买房不如买房地产股,您现在还坚持这个观点吗?
　　哈继铭:2006年的时候我在博鳌说买房不如买房地产股,因为当时我们看到房地产股价对于他们净资产来说有很大影响;现在买什么都不如把资金分散了的比较好,因为各样东西都已经不便宜。关于大房小房的事,我是觉得未来房价要跌的话,小房子会跌得最惨,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上能够买房子的人,家里兄弟姐妹很多,因为他们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但是后来中国的出生率就降为一个家庭生一个。现在是六七个孩子要买房子,父母没有房子给他们,资产价格是上升的;未来两对老夫妻面对一对小夫妻,可能把小房子都卖掉换一个大的,所以未来小房房价下降的压力更大。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今后增减税要并行
　　● 减税一方面是降低了企业所承受的主要税种的负担,二是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
　　● 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再通过公共服务给低收入群体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公共服务,这几个方面应该相互组合来实施。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昨日(15日)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广州研讨会上发言表示,今后增减税要并行,而收入分配调整还要加大力度。但许善达指出,财政政策仍需要进一步的反思、借鉴和完善。
　　过往财政政策仍需反思
　　许善达首先回顾了我国税收政策过去24年的发展历史。他承认,1993年法定税负水平很高,但实际税负很低。那个时候税务征管的水平也很低。到1998年我国采取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但只采取了发国债、搞赤字的举措,然后由政府来进行投资,而没有采取减税的手段,就等于只用了一只手。
　　到了2000年,政府投资拉动GDP增长,但是经济体本身的增长能力并没有激发起来。因此就有人提出一个意见,应该采取一种减税的办法来提高企业自身发展能力。当时也是有争论的,一个意见是说没有减税的空间,因为税收占GDP的比重很低,政府收支压力很大。
　　2001年,当时的国税总局金人庆局长对没有减税空间的提法就有了一种转变,提了八个字,“总体增长有增有减”,这个提法和没有减税空间、不能减税有重大战略性区别。而从2001年开始,比较多的人都赞同总体增长有增有减的方针,多数人认为没有减税空间、不能减税这样的提法,已经不适合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
　　减税有两大好处
　　对于过往几年的减税政策,许善达认为,减税减在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降低了企业所承受的主要税种的负担,二是减少了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
　　许善达指出,所得税改革对内资企业是一个非常大的减税动作,而增值税转型从税负来讲也是一个减税的效果。他认为,通过减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让企业自身发展,而不完全靠政府拿着国债收入去投资拉动GDP,这样的方针已经开始在实践中付诸实施。
　　而国家这几年对于低收入群体的税收负担采取了很多的减税措施,最典型的也是全社会最关注的就是农业税的减免,这是几亿农民都受益、典型的低收入群体受益的事情。同时城市居民也得到了不少好处,比如说个体户的增值税起征点从2000元改为5000元等。
　　政策上有增税领域
　　许善达认为,今后国家还应该继续采取措施减税,他认为税收的调整空间还是有的。但他同时指出,税收要有增有减,“谈了减,还有增”。
　　许善达指出,增税是指要加强征管、减少偷骗税,税务局应该把征收率逐步提高。根据国税总局的测算,工业环节一般纳税人达到了80%以上,商业环节还没有那么高,因为还有很多零售业,控制的力度还差一些,但是总体上已经达到了70%~75%的水平。
　　他表示,现在增值税里差不多有1/3是由于几年来提高征收管理,提高征收率而增加的。而且增值税征收率提高,所得税征收率也提高了,因为减少了虚拟的成本扣除。
　　许善达认为,我国政策上有可以增税的领域,例如环保税提高资源税,等等。许善达强调指出,在税收问题上,应该继续坚持“总体增长有增有减”的方针。
　　收入分配调整还要加大力度
　　在收入分配的调整上,许善达认为现在的力度也是不够的。许善达指出,从财政税收来讲,在市场一次分配环节应该是以效率为主,而在二次分配环节,税收应具有一定力度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到了支出环节,应该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标准。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差距,再通过公共服务给低收入群体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基础公共服务,这几个方面应该相互组合来实施。

　　背景资料："中国经济50人论坛"简介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是由樊纲、刘鹤、吴敬琏等经济学界的有识之士于1998年6月在京共同发起设立的学术组织，聚集了具有国内一流学术水准、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并且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吴敬琏、樊纲、林毅夫、周小川、李剑阁、刘鹤、张维迎等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与学者型官员。论坛组织每年都会召开年会、内部研讨会和高层经济理论研讨会等活动，所有成员都以学者身份平等参与，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成果及观点，共同参与中国经济重大课题的交流与探讨，提出政策建议和意见。论坛的宗旨和目的就是把各个领域有着深入理论研究的专家对中国经济问题及政策建议的研究成果集合起来，通过自由、深入的交流和研讨，激发彼此的创造力，用集体智慧影响和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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