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农民和农业，三个“农”字围绕中国8亿人口，是几代华人说不倦的话题。跨越地域，跨越文化，无论是中华大地上的莘莘学子，还是海外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不约而同地从各个视角反思、批判、论证着中国“三农”改革中的危机与转机、成就与挑战。集众家之所成，“海外中国青年论坛”2005年年会衍生的著作《乡村中国：改革中的农村、农民和农业》应运而生，以一本年会文集的形式表现“三农”改革引发的在中国社会、经济、法律，乃至政治文化等众多层面进行的一次深刻的思想交锋。就像本书序言中所写，透过对这一话题的交流，学者们似乎找到了“可以驻足小憩的精神驿站”。

　　从反思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概念出发，《乡村中国》延续学界的“批判性”传统，对诸如中国农村民主改革、农民维权抗争、乡镇政府权力等侧面展开了对主流观点的批评。中国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在《民间组织资源与现代国家整合：农业税改革后的农民问题》一文中探讨了颇具时代感的“农村民主改革”一题。他指出，农村民主政治中可能存在村中“大姓”通过多数决定掌权后忽视“小姓”村民权益的情况。为避免大族治村，秦晖主张在选举时把“一人一票”和“一族一票”结合起来，使人口较少的认同群体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在公共事务中表达自己的意愿。从更加广义的角度陈述，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规范”国家，推动宪政民主和政治体制改革。

　　美国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经济学教授文贯中的感悟在于寻找“三农”问题的真正突破口。他署名的《解决三农问题不能回避农地制度改革》一文给出了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农地私有化。在他看来，从1978年中国政府推行农村改革20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私有财产对中国经济和就业的杰出贡献已经获得朝野的一致公认。2004年春，经过修改的中国宪法恢复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性。应该说，中国目前正经历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的高速发展时期，对农地私有化提供特别有利的客观环境。一方面，中国农民加速流出农村、逐渐城市化、工业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另一方面，政府必须面对如何才能将农民留住在土地上的课题。基于此，文贯中认为，农地私有化能够让流往城市的农民不再抛荒土地，而随着农户平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农民会追求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

　　同样是剖析“三农”改革带来的挑战，美国康涅狄格学院（Connecticut College）政治学副教授田群键选取了一个“宏大”的视角——入世与中国农业的关系。他在文中说，即使在中国入世之前，“三农”问题就已经浮出水面。繁重的税负、杂费等老问题导致农民的普遍不满和农村地区日益增长的不稳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并颁发了许多法令要求地方政府减轻农民负担。政治上，中央政府推动村民选举来增加基层政权的透明度以抑制地方官员的腐败；经济上，政府推广农村税费改革以减轻农民负担。

　　可喜的是，入世4年来（截至2005年），中国农业和农民的情况良好，这要归功于有力的国际市场形势，以及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冲击而采取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改革。2004年，中国农民的收入是自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换言之，中国入世成了中国农民的一大幸事，它不仅迫使国家经济政策向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方向调整，而且推动中国向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转变。

　　然而，田群键并没有忽视这一政策为中国带来的制度性挑战。在广大农民为减免农业税额手称庆的时候，中国的地方政府却因此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中央将教育支出、卫生保健、计划生育、养老金等职责推给地方，但是地方却因为缺少了农业税的收入而囊中羞涩，陷于财政窘境。这使得地方与中央开始了关于财政资源和职责分配的争论，也是田群键在文中提起的严肃挑战。

　　热忱而敬业的中国农村问题专家们将中国农业现代化视作一个光明但艰苦的事业。漫长的改革之路上，既要求宏观层面的社会、政治体制调整，也难免暴露出微观层面不如人意的现状和问题。建一方之言而抛砖引玉，或许此书的要旨正是唤起人们对“三农”改革更多的重视与思考。

来源：美国《华盛顿观察》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