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46619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11.4%，增幅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这一长达近30年的奇迹般的高增长举世无双，已无可争辩地被载入世界经济发展史册。在短短3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了近14倍。目前，中国经济总量世界排名第四，外贸进出口总量排名世界第三，100多种重要产品产量雄踞世界第一。中国经济已成为世界经济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发展，不但关系到中国自身的兴衰，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世界经济和政治的未来走向。

    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存在诸多利好因素

    近年来，围绕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的前景问题争论不断，众说纷纭。归纳起来，可分为两种：乐观论和悲观论。总的说来，是乐观论盖过了悲观论。乐观论认为，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存在如下诸多利好因素。
    ——低起点的后发优势。有人说，中国就像一架启动不久正在加速的高速列车，因为起点低，因此其加速和高速运转的时间自然就可能越长。中国用了近30年实现了人均GDP的大跨越，目前人均GDP迈过了2000美元的门槛，但是相比发达国家，中国人均GDP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不及美国的1/20，仍然具有很好的赶超基础和后发优势。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经验来看，基数小，增长快；基数大，增长慢。因此，中国未来低基数基础上的高增长是必然趋势。
    ——经济增长仍然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验表明，在工业化的整个阶段尤其是中前期阶段，经济都呈高速增长。经济明显减速则是在工业化接近完成和完成以后。从国际比较看，新加坡1960-2000年年均超过7%以上的高速增长达35年。韩国，1962-2000年年均增长7%以上，高速增长为38年。中国台湾地区1951-2000年平均增长达7%以上，持续49年。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东亚经济体在经济起飞以后无一例外都保持长达几十年的高速增长。
    而且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增长，都收获了一个果实——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经济体，完成了市场化、城市化和工业化，成为准发达国家或经济体。而中国经过这20多年的发展，实际上与真正的工业化还有很大距离。无论从城乡结构、区域结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是就业结构、经济的市场化程度，甚至对经济的实际感受，中国离工业化都还有很长一段路。整个国家完成工业化还需要短则20年长则40年甚至50年的时间。正是由于我们还没有完成工业化，离工业化还有至少20年的距离，所以中国的经济至少还可以保持20年的高速持续增长，这是一种可能，也是一种潜在机会。
    ——高储蓄导致高投资，高投资带来高增长。储蓄是投资的最主要资金来源。一般情况下，高储蓄率对应高投资率。高投资率下的较多投资，一方面直接扩大了需求，通过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投资又会形成新的生产能力，新的生产能力意味着社会供给能力的增加。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很高，大体在40%左右。这一水平要高出世界上一些高储蓄率国家和地区。例如1978-1999年，中国香港地区居民储蓄率平均为32.8%，日本为31.3%，韩国为32.5%，中国台湾地区为30.6%。由于偏好储蓄以及收入两极分化带来的富人储蓄效应和穷人的“防御性储蓄”的增长，在未来20年，中国的储蓄率有望高于30%甚至40%。投资率保持在较高水平，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加之近年外资流入的规模不断扩大，将有力地支撑着较高的投资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
    ——城市化是未来支撑中国经济增长重要因素。城市化在过去10年内成为中国经济扩张、人民生活提高的重要依托，未来20年乃至更长时间，城市化还将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较低，具有巨大的上升空间，在未来几十年内，中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将涌向城市和城镇，这将产生一种巨大的新增城市人口购买力。城市化进程又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同时城市的基础设施与房地产会带来大规模建设，而城市人口的增加又会拉动消费，劳动力资源配置优化与市场规模优化同样会带来效率的增长。通常，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净贡献率约1.9个百分点，加速发展则净贡献率达3.6个百分点。
    ——廉价劳动力和外资外贸推动形成的“世界工厂效应”。过去30年的高速增长离不开外资和对外贸易的推动。从外贸看，进出口总额与GDP的比值（依存度）不断上升，1980年为12.6%，1990年为30%，2002年为49%，2003年则为63%，近年则超过70%，外贸依存度远超过美国、日本和欧美主要工业国家。外商在华直接投资（FDI）也不断增加，几年一个台阶。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每年10亿美元左右，上升到近年的600多亿美元。外资的流入不仅增加了国内可用资金，而且带来了高新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中国拥有几乎无限供给的具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廉价劳动力和数量众多且不断增加的同样相对廉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素质劳动力，如目前拥有在校大学生超过2000万人，为世界之最。然而，中国劳动力的工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远不及亚洲新兴国家和地区。尽管今后中国劳动力成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但在20年后中国劳动力仍然保持廉价的优势。质高价廉的劳动力，日趋良好的基础设施，庞大的市场和政府鼓励等要素所形成的综合优势将继续吸引外商投入中国，从而有力地推动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
    ——市场巨大的消费和消费结构升级。中国市场巨大而层次分明。13亿人口的市场本身就像一个世界，相当于欧洲36个中等国家。现在，每年中国的新生儿有1400多万，这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全国人口。据有关测算，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原有人口生活水平保持不变的话，仅仅满足这些新生儿的生活条件，中国GDP每年就要增长4%。如果再启动中国潜力巨大的农村消费市场，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将得到有力保障。据测算，中国农村人口每增加1元的消费支出，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带来2元的消费需求。此外，不同的收入层次构成消费结构的多样化。中国消费在经历了数年低位徘徊之后，进入新的增长周期。推动这一增长周期的是我国中等收入阶层的产生和崛起。经验表明，少数富人阶层倾向于购买进口高档商品，大多数低收入阶层的消费主要是用于购买满足生活所必需的低端商品；而迅速增长的中产阶级的消费则是用于购买本国生产的高端新型商品，从而推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区域差异形成经济梯度增长或高速推动的新动力。一国经济区域之间存在显著的发展差异，往往被视为二元性的重要体现和不发达的重要标志。区域差异在中国尤为明显。但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伟认为，对当下的中国，这种大国优势和区域差异为中国保持一个相对更长时期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区域差异恰是中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资源和特有的发展禀赋，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秘密武器。他说，回顾中国在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中，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是不均衡的。首先发展起来的是经济特区，然后是经济基础较好的沿海开放城市；接着是京津、环渤海地区如山东、河北等地区的发展。经济发达地区的率先发展对落后地区的带动效应会使我国经济在长时期内出现此伏彼起的快速增长态势。近几年，一些资源丰富但工业相对薄弱的省份也发展起来了，如内蒙古、山西等。
    如果在一个不存在显著地区差异的小国或者在一个经济发展呈现均质状态的地区，保持高速增长20多年后可能会出现增长速度的递减甚至停滞；而中国区域间客观存在的发展落差，却极可能形成梯度或高速推动的动力，从而使中国经济具有更长期高速增长的发展可能。

    中国经济增长不容忽视的潜在风险

    当然，构成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风险依然存在。对此，我们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一是贫富分化问题。目前，社会财富有向少数人集中的趋势，财富集中呈现“二八”定律，即20%的人拥有80%的社会财富。同样，消费也呈现“二八”定律，不同的是，拥有80%社会财富的20%群体的消费只占有着社会总消费的20%。这将直接或间接导致消费的严重不足，消费需求不足和相应的产能过剩将长期制约中国经济的增长，甚至可能演化成经济和社会危机。权力腐败在贫富分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腐败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和严重的社会心理失衡，毒化了社会风气，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了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恶化了投资环境，败坏了市场经济规则。如果任其泛滥，不仅市场经济制度无法确立，而且会引发经济和社会动荡。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和反腐部门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努力，反腐成效显著。
    二是失业率高居不下。近年中国的登记失业率一直徘徊在4%左右，加上数量更多的隐性失业人口，这将成为今后20年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巨大压力。因为中国有失地农民5000万和超过1亿的流动民工，任何一次世界经济周期的衰退都可能引爆史上最大的民工潮。此外，不断扩大的社会保障资金缺口亟待弥合。
    三是潜伏的金融财政危机。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和财政部门的各种显性、隐性、变相的巨大负债是经济增长的长期隐患，如处理不好，提款挤兑，资本外逃，储蓄和资本形成大幅度下降将导致经济的停滞和金融危机。
    四是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瓶颈阻碍持续发展。中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严重性，资源掠夺式开采的疯狂性，水资源和能源的严重短缺的危险性等等都大大超出人们的想象。它不仅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人们的健康安全，而且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
    五是经济增长的自主性不足和对外依赖性潜伏隐患。中国经济的分配模式有利于外商和少数特权者而不利于普通劳力者并导致剩余价值境外溢出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率已连续数年低于GDP增长率。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国的资本和技术始终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隐忧，任何风吹草动的世界风波，如外资的撤退都将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不小的影响。

    科学发展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单纯就中国经济的增长而言，未来几十年间保持不低于7%的高速增长也许不会存在大的问题。问题在于，社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社会发展也不仅仅是经济增长。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创造很多条件，不仅包括经济条件，更包括社会条件。
    当代社会发展有三大难题：一个是平等和效率，一个是失业和空位，还有一个就是发展与环境。他们之间相互交织，造成很大的冲突。这三大矛盾，我们不可能完全解除，也不可能根本取消，只能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我们只能在兼顾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着力解决社会问题，国家的未来发展才会有保障。
    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化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危险，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密码钥匙。
    科学发展观要求发展的内涵必须是全面的，既要有经济的发展，也要有社会的发展。为此，要重视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的发展，重视提高就业率，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重视收入分配的公正，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具体而言，一是必须实现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发展差距。
    二是实施全面节约的发展战略，建立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节水、节地、节材。突出抓好冶金、建材、化工等行业的资源节约，号召全社会树立节约的风尚。建立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形成机制，加大对污染的治理，保护生态环境，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是深化改革，建立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通过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变为法律规定，形成鼓励和惩戒的机制，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使贯彻科学发展观成为全体国民的自觉行动。
    四是要有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眼光。这些年，随着中国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中国的市场需求已成为全球市场中增长最快的一部分，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发动机。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增长，将有力地拉动全球经济的增长。相反，如果中国经济出了问题，其影响不仅是国内，也影响着全球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对全球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正在处于一个急剧变化而多事的时期，局部的风波将时有发生，但只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累积的矛盾和问题不同时爆发，中国在短期内发生大规模经济危机的概率是非常小的，中国经济保持20年以上的较长时期的较高速发展是完全可能的。
 
□ 圣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