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国内外形势悄悄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坦然地、理性地面对通胀压力，从供给上多下功夫。比如，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解除制约当今中国居民消费的各种瓶颈；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等等。只要政策得当，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逐步改善，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平稳地化解通胀压力。

　　（中经评论·北京）目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与去年十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双防”时相比，正在发生着一些明显变化，应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全球流动性紧缩背景下，中国流动性过剩是否持续？
　　
　　次贷危机后，全球流动性过剩骤然滑向流动性紧缩， 全球处于严重信用收缩状态。在此背景下，资金流向最可能是从一个高估值或泡沫比较严重的资产中撤离。从我国一季度的股市暴跌和楼市低迷可以看出一些端倪。我的总体判断是，前些年大量涌入中国购买人民币资产的中长期资本是在撤出的。
　　
　　但是，一季度数据显示短期热钱还在大量进入，一季度外汇储备增加了1839亿美元， 除去FDI的247亿和顺差414亿美元，其中850亿美元流入没法解释，我以为，其中大部分应该属于短期套汇。这与自去年8月份以来，人民币加速升值的预期变得非常明确有关，央行去年第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明确提出，“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各国的实践均表明，本币升值有利于抑制国内通货膨胀”。这对热钱流入中国的吸引力明显加大。坦率地讲，在全球信用紧缩的背景下，中国的流动性压力本该较去年大幅减轻的，但事情走向了反面，很大程度上与人民币加速升值的政策有关。
　　
　　其次，宏观经济还有由偏快转向全面过热的可能吗？
　　
　　一季度受强紧缩政策的影响，实际投资是减速的，投资增速24.6%，比上年加快0.9个百分点，但是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价格同比上涨8.6%。意味着实际投资是大幅减速。如果紧缩政策依然维系高强度，二季度投资减速态势很难扭转。
　　
　　中国今年的外部经济环境已经十分严峻。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负增长、欧元区经济明显减速、日本经济低迷的状态等因素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在二季度将快速放大。有数据显示，由于成本上升的压力和人民币升值加速，外贸最大的省份江苏70%以上的企业一季度开工率仅为60%。订单数下滑，意味着出口增速从二季度开始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而进口受价格因素影响（原材料价格一季度大幅上涨），一季度虽然实际投资是减速，但是进口额却是增速（进口增长28.6%，加快10.4个百分点），比如一季度原油进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4.9%的情况下，所支付的美元比去年同期却增长了90.6%，达到300.31亿美元。出口大幅减速以及进口的增速，意味着二季度开始，顺差将显著下滑。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投资之外，消费的未来发展趋势也受到了物价提升的挤压。在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长11.5%，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同比增长18.5%，但扣除价格因素后，实际增长的速度已明显低于上年同期，加之资产价格大幅缩水（股市暴跌，楼市低迷）及通胀压力，未来消费增长很不乐观。
　　
　　如果政策再不调整，三驾马车是否存在同时“熄火”的风险，是值得警惕的。
　　
　　最后，CPI是否已经或者下半年将见顶明显回落？
　　
　　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我们正确认识此轮物价上涨的成因。我以为在三个方面：
　　
　　一是历史欠账迟早要还。过去低通胀很大程度上是严重透支结果，透支了要素低估（煤、电、油、运、水、气等资源要素价格都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透支了人口红利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20年时间里，如果剔除通货膨胀的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几乎没有什么增长），透支了环境的红利。既然是透支，迟早是要还的，否则只可能是更加严重的经济失衡。可以看到，我们产业的利润被明显提高，企业投资、生产的激励被明显增加，很多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会暂时增强。这可能导致了我们现在企业有很多钱，国家有很多钱，但老百姓没钱，从而带来了经济当中的投资过度、出口过度、贸易顺差太高和消费不足等。
　　
　　二是长期经济失衡累积货币效应，产生反向Balassa－Samuelson（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长期失衡由此累积的流动性过剩，首先推动的是非贸易部门的价格上涨，特别是房地产和土地等资产价格暴涨，使得城市生活成本和商务成本的迅速上升，同时工业部门也就开始产生加薪的预期；而工业部门的工资提高对农业部门的工资传递效应非常明显。价格传递的最后阶段必然是，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工成本和地价的上升以及人口、资源、环境等各种红利的消退，当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赶不上上述成本上涨的速度时，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倒逼着反推贸易部门制成品价格开始上涨来转移，从而带来更大的通胀压力。
　　
　　三是输入性通胀压力。长期要素价格管制和扭曲，导致大量资源消耗型产业向中国转移，使得短期内中国制造业急剧膨胀，国内初级产品对外依存度急速上升。美元长期疲软，加之次贷危机将全球的资金都赶进了商品市场中寻求避险，导致原油、农产品价格的暴涨，成为去年下半年来中国成本急剧上升的主要推手。
　　
　　以上说明此轮通胀压力的长期性和调控的艰巨性。我们应该坦然地、理性地面对，从供给上多下功夫。比如，加强社会保障等民生建设的投入，解除制约当今中国居民消费的各种瓶颈；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手段，稳定通胀的预期，减轻百姓通胀的痛苦（可以考虑恢复对长期储蓄的保值贴补）；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减轻企业面对的成本上升的压力，支持和帮助企业积极进行产业调整和升级，依靠技术进步和自主创新来提升劳动生产率。
　　
　　总之，只要我们的政策得当，随着经济结构失衡的逐步改善，中国经济完全能够平稳地化解通胀压力。
 

（ 上海证券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中国经济评价中心， 刘煜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