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下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通货膨胀压力。引发此次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美元的特殊地位和美元的不断贬值，以及全球能源、粮食和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而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通货膨胀的全球联动性强、传导渠道多、影响范围广，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对于早已融入世界经济并占据重要地位的中国经济而言，显然也无法逃避本次全球通胀的冲击。我们需要积极应对，以合理的政策组合来化解这场全球通胀危机带来的压力。

    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各国通胀压力加大

    2007年，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全球石油、食品和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显现出了全球性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劳工部近期公布的美国6月份消费价格指数（CPI）较5月份上升1.1%，较上年同期上升5%，为2005年以来的最高月度升幅、1982年以来的次高升幅。欧盟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欧元区6月CPI较上年同期上升4％，高于5月的3.7％，升幅创下了有统计数据以来的最高水平。至此，欧元区的通货膨胀水平已经连续9个月超过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上限。日本总务省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6月核心CPI年通货膨胀率上升1.9%，升幅创1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此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压力。2008年年初至今，俄罗斯CPI已经上涨7.5%，达到8.3%。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CPI也逐月创出新高。越南已连续8个月出现两位数的通胀率，6月份的年度通胀率达到了26．8％，预测8月份可能上升到30％以上，被称为因通货膨胀而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我国今年上半年CPI同比上涨7.9%，面临较为严峻的通胀压力。
    上世纪出现过的大规模通货膨胀大多局限在世界某一地区，如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滞胀”，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严重通货膨胀，90年代部分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此次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第一次世界性通货膨胀。

    本次全球性通货膨胀成因复杂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本次通货膨胀成因复杂，而且有着不同以往的显著特点。
    第一，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通过不断贬值变相地弥补了美国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大量吸收了发展中国家多年来辛勤积累的美元财富，这也是此次全球性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美元贬值带动了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上涨。为了规避和对冲美元贬值带来的风险，国际投机资金不断投入到原油、黄金和原材料等大宗商品，以期实现保值，但却相应地增加了大宗商品的需求，使其价格在短时间内飞涨。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大多是此类商品的进口国，又缺乏自主定价权，因此受到了较大冲击。美元贬值还加剧了那些货币汇率与美元密切联系的国家的通货膨胀压力。近年来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趋势加速发展，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大量国际资本在世界各地推高了有关国家房地产市场和股市价格，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
    第二，美国的金融创新产品加大了国际资本的风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亚洲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对美元急速贬值，使中国的出口陷入困境。然而在中国于2001年底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后，美元却不再升值了。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元持续贬值至今。美国的经济增长、投资回报以及风险投资使国际投资者趋之若鹜，美国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从全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换回大量价廉物美的商品享用，这些美元到外国转了一圈最终又投资到美国国内，进一步促进美国经济的发展。2002年以来，美国人开始推行金融创新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在房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背景下，这些产品号称可以在没有增加风险的情况下增强收益，吸引了更多的外国资本，导致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增加，总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近7万亿美元。那些所谓没有增加风险的金融创新产品将非系统性风险转化为系统性风险堆积在美国经济体内，过剩的外国资本终于把房地产泡沫吹破。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通货膨胀的全球联动性增强、传导渠道增多，影响范围扩大。大多数国家由进口产品价格上涨带动了国内物价上涨，形成输入型通货膨胀。发展中国家由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较大，对国际市场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较为敏感。其CPI上涨的主要推动力是食品、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与导致美国CPI上涨的因素完全一致。因此，发展中国家输入型通胀特征明显，美国是向世界输出通胀的源头。美元与黄金脱钩后，美国通过不断发行货币换取其他国家辛勤劳动换来的成果，不断“稀释”自己的债务。美元作为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计价货币和储备手段，使美国具有了向世界输出通货膨胀的便利。美国在缓解次债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加速了美元贬值，导致世界范围内物价进一步上涨，持续向世界输入通胀。
    第四，西方国家政策博弈和缺乏配合促成了通货膨胀。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国际油价基本平稳，没有出现大幅度波动的迹象。次贷危机爆发以后，美联储开始不断降息，美元持续走低，以美元标价的原油价格不断上涨，同时美国资产市场价格大幅度下滑，国际投机资本大量买进原油期货的合约，推高原油期货价格。在应对高油价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和欧佩克之间各持己见，不能够进行有效协调。美国和欧盟都认为高油价的原因是欧佩克（OPEC）供给不足，要求OPEC增加产量；而OPEC则坚称高油价是由于美元走软和国际投机资本炒作导致的。同时，伊朗核问题谈判一直处于僵局，美伊对抗仍然是威胁海湾地区石油安全的潜在因素，再加上次贷危机仍有可能愈演愈烈，美国短期内不会采取加息手段，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仍然可能维持在高位水平。

    全球通胀冲击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金融监管体系不完善，对能源、粮食等资源品的需求存在较大刚性，面对高涨的能源、粮食价格，必须在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作出两难选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新兴发展中国家央行已经连续多次加息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但银行体系外的流动性和国际热钱流入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难以控制的。发达国家既希望从发展中国家大量进口价廉物美的商品，又不断敦促发展中国家货币升值，推动其出口产品价格上涨、出口放缓，使得国际市场廉价商品供给不足，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全球通胀压力。
    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国际商品价格上涨冲击的不对称性；国际通货膨胀输入抵消各国国内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一致的货币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加剧；高通胀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经济衰退，导致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上升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
    随着中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关联度的加深，价格成本传导机制和货币汇率传导机制都对通货膨胀产生重要影响。
    从汇率传导机制来看，未一步到位的汇率调整造成了国际上对人民币升值的更强烈的预期。随着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市场，大量贸易顺差和国际游资的过度进入导致我国的外汇储备逐年增长。出于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国际上各种短期资金纷纷进入中国，这些资金通过国际贸易、直接投资、股权收购等方式源源不断流入，希望分享人民币升值收益，实现套利。这些流动性资金的过度增加使得我国的外汇储备在总量增加的同时也出现了结构上的不稳定。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迅速增加的外汇储备会增加整个社会的货币供应量，并由此引发价格上涨和通货膨胀压力。国际流动性资金在外汇储备中所占比重过高，也会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的不稳定。
    从成本传导机制来看，国际石油期货价格不断创出新高，其滞后影响也会在今后逐步显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对于国际石油定价机制还缺乏话语权，只能被动接受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同时石油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影响程度也比较深，因此受此次石油价格的影响比较明显。国际石油价格的上涨是沿着一条产业链对整个国内价格体系发生作用，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从行业内到行业外一步一步传导，最终引起整个社会价格总水平的上升。
    面对新一轮通货膨胀呈现出的新特点，有关国家均在积极寻找治理良策。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决策者普遍相信，通货膨胀归根结底是一种货币现象，因此应对通货膨胀的根本对策在于使用从紧的货币政策，关键是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时机和力度。目前，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货币政策的调控空间和余地大于发达国家，可以以控制通货膨胀为首要政策目标采取相应政策。也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此次全球通货膨胀是粮食、能源等初级产品价格的结构性上涨所致，传统货币政策调节主要着眼于货币总量，难以根本解决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因此，在缩紧银根的同时，要用资金大力支持有利于增加市场供给的项目，避免供应不足而致通货膨胀进一步加大。去年以来，部分南美国家的商业银行为食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加大农业信贷、支持农村发展的计划便体现了这一思想。
    面对严峻的通货膨胀形势，一些亚洲国家对本币贬值感到担忧。韩国、菲律宾、泰国央行一度入市干预汇市，以力挺本国货币。韩国当局为提振韩元，于近期公开抛售了近10亿美元。菲律宾央行也在卖出美元以支撑比索。泰国央行也在卖出美元，以扶助泰铢走势。
    然而一些市场分析人士对亚洲国家央行进场抛售美元以干预汇市、阻止本币贬值的做法持怀疑态度。摩根斯坦利分析师认为：亚洲国家正寻求通过本币升值的方式来应对油价和食品上涨所引发的通货膨胀局面，不过他们的努力与美国当前政策不一致，因为美国财长保尔森曾表示绝不会放弃干预外汇市场，这将使市场加强美元升值的预期。法国兴业银行的分析师则预计，亚洲各国央行将把行动局限于“增加流动性和推动汇率平稳运行”，而不会试图给汇率划定一个水平，那将会徒劳无功。对任何央行来说，试图阻止汇率运动到某个具体水平是不明智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是他们现有财力的真正来源，因此用掉储备也是不明智的。新加坡研究员认为，干预汇率要和货币紧缩同时进行，亚洲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可能对汇率走势有利。通胀可能继续呈上升趋势，各央行调整利率政策，若进一步加息的话，可能对汇率产生正面的影响。
    为了平抑剧烈动荡的国际商品价格，很多国家和地区通过多方采取措施增加粮食生产和供给。欧盟取消了实行十几年的土地休耕计划，采取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取消或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限制农产品出口等措施，保障农产品供给。南美等国家通过调整农产品的出口关税，并实施出口配额限制，保障国内农产品供应和价格稳定。一些国家还通过行政干预，抑制国内短缺产品价格上涨。还有一些国家采取加大对农业、能源产业补贴的办法限制相关产品价格上涨，有的国家通过增加对居民补贴的办法缓解社会上对通货膨胀的忧虑。

    中国积极寻求治理通胀对策

    近期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位置。在消费价格指数连续回落之后，政府已经把宏观调控的目标转向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上来，体现了对经济形势变化的快速反应。但是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同时，通胀水平依然较高，仍然需要严格控制。
    2005年人民币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幅度已超过20%，但中国出口增长依然强劲。2006年、2007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分别增长27%、39%，远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进口增幅，说明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出口拉动的。2008年上半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524亿美元，增长45.6%，比上年同期加快33.4个百分点。6月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18088亿美元，同比增长35.7%。持续增长的贸易盈余以及随之而来的国际短期投机资金（即“热钱”），给中国经济带来远超预期的货币量，造成了物价上涨的强大压力。首先是楼市、股市上涨，涨到毫无投资价值的时候，粮食和石化产业链上的涨价汹涌而来。在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里德曼看来，通货膨胀永远是、在任何地方都只是一种货币现象。通货膨胀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政府发行货币过多。因此，粮食和石油都不是通货膨胀的最终原因，它们只不过是过剩货币的追逐目标罢了。对于中国来讲，通货膨胀问题是由中国所处经济发展阶段和经发展模式决定的，劳动力、资源、环境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将会不断显现。因此，在治理通货膨胀时，中国还应特别注重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解决深层次问题。
    中国的通货膨胀一方面是受到了美元贬值引发的粮食、原材料等价格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比如油价、粮价长期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存在上涨压力，大量的企业劳动力成本也在上升，这些都决定了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有可能在中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在防止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的时候，要同时兼顾外部冲击和内部矛盾对经济增长造成的不利影响。从2002年到至今，国际油价从20美元涨到140美元，涨了7倍，而国内成品油价格涨了不到3倍。这反映出中国价格体系的深层次矛盾。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而严控的成品油价，很可能会成为国际投机者攻击中国金融体系的突破口。许多迹象显示，中国的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应尽快进行。一方面，通过体制和结构调整可以改变我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改革也将引起生产要素价格上升，形成一个新的成本驱动型的通胀，同时在国际分工中，中国也将不再拥有低成本的优势。因此，中国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解决通胀问题。
    首先，要继续坚持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措施主要包括：继续运用公开市场和存款准备金率，加大流动性对冲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调节作用；增强汇率弹性；优化信贷结构，严格执行贷款条件，有保有压，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等。由于反通胀的大局是坚定不移的，因此从紧的货币政策方向也不会有大的转变。同时要注意各项政策组合的配合，在调整要素相对价格的时候，必须有紧缩的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就会促成通货膨胀，抵消掉从紧的货币政策。从紧的货币政策是反通货膨胀政策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但目前存在的外汇贷款迅速增长、国内企业争相奔赴海外上市、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等情况都减弱了从紧货币政策的效力。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我们转变观念，改变长期以来我国货币增长速度快于名义GDP增速的货币投放状况，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经济发展内在要求，改善我国对外贸易条件，减轻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其次，维护物价稳定的预期。在舆论上引导人们形成物价稳定的预期，使人们对未来物价环境充满信心。同时，调控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进进口计划，特别是对于能源、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商品，努力缩小未来的供求缺口；加大种粮补贴力度，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财政提供能繁母猪补贴；稳定石油、天然气价格；加大城市经济适用房建设力度；提高银行储蓄存款利息；提高企业退休职工养老金；增加对低保对象的补贴标准等。一个高速增长的经济体，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容动摇，但政府要实行宏观调控，对价格进行必要的行政干预，以维护人们对物价的稳定预期。
    再次，要明确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是确保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中之重。要通过提升生产效率，化解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要通过加快要素价格改革，增强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引导作用，促进企业集约使用各类资源。要推动企业技术进步，更多地通过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促进经济增长。
    最后，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国的高储蓄主要来源于政府与企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政府投资与出口的增加，居民消费率低主要因为国内收入分配差距大，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我国经常账目持续大规模顺差、流动性过剩及通货膨胀。因此，要减少政府行为的不确定性，减少极高的垄断性利润，从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 高析 裴新/文